家都知道，学术界目前公认的看法是：第一个“世界经济”――或者说，第一次以贸易和金融等手段把世界联系起来，是从1470年――大约是明朝的成化年间开始的，因为那个时候开始了欧洲的航海，西班牙和葡萄牙航海的目的，就是要从海上去重建马可 波罗所描述的通向中国（当时叫Cathay，即“震旦”）的道路，即要到中国寻找财富，寻找经济的原动力。――我们还知道这种公认的说法其实并不完全准确，因为这个时候（1470年），离明朝结束国家主导的大航海，而把战略和国际贸易的重点转向北方边境，开展以山西为枢纽的大陆长途贸易，已经过去40年---即差不多半个世纪了。
　　
　　当年的西班牙人为什么要走海路呢？这是因为随着蒙古帝国的崩溃，原本从陆地上由欧洲通向中国的道路被穆斯林和蒙古各部封锁了，葡萄牙和西班牙人冲出地中海的航海活动，因而就兼有绕开穆斯林帝国和蒙古部落封锁的战略目的，以及寻求经济发展和财富增长的经济目的，走海路，对西方来说这当然是一个最优的选择，这是因为当时的欧洲象马可 波罗当年那样选择陆路交通，是完全没有可能的，当时中国与欧洲之间的陆路交通，不但是一条充满风险的道路，准确地说――这其实是一条布满了逃难部落和种族仇杀的不归路。
　　
　　剑桥大学的政治学教授Kenneth Minogue曾经这样告诉我们说：近代的民族－国家之所以产生于欧洲，恰因为民族-国家这种政治创制的基础是“种族主义”，而种族主义之所以产生于近代欧洲，这恰恰是由于历史上欧洲的血统、种族其实是最乱的，欧洲的种族问题之所以特别严重，又是因为“我们今天看到的欧洲是一批又一批部落为追兵所迫向西移民的过程――，罗马人给这一群群逃难的部族起了各种名字：匈奴人、格特人、西格特人、盎格鲁人、法兰克人，等等。”[2]
　　
　　我再举个有趣的例子，就是《鲁滨逊漂流记》这个小说，它开头就介绍鲁滨逊的家事，说他生在1632年，这也就是明代的后期，而鲁滨逊的老妈其实就来自一个中亚的移民部落，这是因为鲁滨逊有个很匈奴化的姓：Keutznaer，我对此很奇怪，觉得这位创造“新世界”的英国资产阶级英雄，他的名字听起来不像个纯种大不列颠子民，所以仔细去查了一下这个姓，终于在一本历史语言学的著作中，发现它在匈牙利语中的意思是“驾车人”，而Keutz就是我们古代西域的“高车”，[3]笛福――也就是《鲁滨逊漂流记》的作者，他说：英国人由于语音的变化，把Keutz念成了Crusoe，所以他小说的主人公就成了鲁滨逊 克鲁索，无论这种历史语言学的解释是否完全靠得住，即使这种解释作为一个推测，它也表明，在那个时候，笛福似乎还很清楚欧洲人口的大多数是外来的，这也包括来自蒙古和中亚的移民后裔，这些人是不断通过战争和逃难来到欧洲的，这当然不排除鲁宾逊家族甚至没准与我们山西的代北地区居住的北方民族还有点血缘关系。
　　
　　我们还要知道，在哥伦布的时代，欧洲人口很少，只有8000万人，但却分为约500个国家，彼此之间杀伐不断，用今天的说法就是，那个时候的“西方”不但很穷，还很暴力，因为当时的欧洲由各种各样的逃难人口构成。自那个时候开始，经过约500年的时间，他们通过内部战争，来不断削减欧洲国家的数目，最终经过20世纪的两场世界大战，直到今天欧洲的国家剩下约30个，也就是说：欧洲通过约500年的自相残杀，差不多消灭了470个国家，基本上是一年灭一国，十年灭一族，这样，欧洲到今天才终于比较地和谐一点了。而这说明什么呢？这恰恰说明：好战、乃至种族冲突是欧洲最大的传统。今天的欧洲之所以特别重视种族和种族灭绝这样的问题，这首先是与他们自己惨痛的历史经历有关[4]，它更加说明现代民族国家这种欧洲政治创制植根于种族主义的血腥历史。
　　
　　与欧洲比起来，当时的中国，也就是明朝，则是一个非常繁荣和总体上很稳定的大国，它有1.75亿人口，明朝虽然是在反抗蒙古帝国的统治中建立起来的，但明朝国家并不是一个种族的主义的国家（原因我下面会介绍），与元代之前的中国王朝国家把政治合法性植根于文化正统性也不太一样，明代更加把它的政治合法性深深植根于经济活动----以及更具世俗色彩的文化之上，我认为这标志着人类历史由古代向现代的转化。


参考文献：http://www.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worldlook/1/200258.shtml